疫戰揭示「健康不平等」下弱勢更受影響 鍾一諾博士：講求公義的社會須著力解決｜2047香港說明書
撰文：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健康公平研究所副所長鍾一諾博士、2047香港說明書｜圖片：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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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研究總比疫情發展滯後，而世界各地的公共衛生科學家們亦正在努力搜集新冠肺炎數據來找出每個地方出現「健康不平等」的特定原因，但如果沿用由「健康不平等」專家、英國流行病學泰斗Sir Michael Marmot團隊開發出的「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理論框架（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onceptual Framework）5 ，都不難想像這個肺炎疫症中所出現的「健康不平等」問題的各種決定因素。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根據這個理論框架，這些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大致可分為較下游的中間因素及較上游的大環境因素兩類。
針對這個新冠肺炎，較下游的中間因素包括物質條件，如基層人士的住屋環境較為擠迫，難以做到理想的社交距離；他們的工種也會令他們不能在家遠程辦公，工作環境亦大多要面對較多顧客，而前往工作地點也需乘搭人流較多的公共交通工具，導致他們暴露於病毒傳播的風險大大提升；另外，他們的社會及經濟資本較差，在疫情初期缺乏防疫物資及資訊也是這些人。而大環境因素則包括公共衛生、宏觀經濟、教育、社會保障政策及管治等。
如果這些社會、經濟及政治大環境因素均不利於弱勢社群，那他們的整體健康便會更受疫情影響；因此，如果要解決「健康不平等」的問題，政經社的政策方針亦必須惠及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新冠肺炎「健康不平等」的情況在香港存在嗎？
雖然在世界各地（尤其是疫情較嚴重的國家）均可以觀察到疫症中所出現的「健康不平等」現象，可是在疫情相對沒有那麼嚴重的香港，得病的好像大多都不是弱勢社群，尤其在春季第二波時期的病患者很多都是輸入個案，亦即是說他們更屬於那些可以外遊或出國的社會階層。那豈不是說「健康不平等」現象不適用於香港了？單看確診數字中的比例，我們可能都會得出這個結論，但可以合理地推測，因為香港有2003年SARS的經驗，比眾多西方國家較早執行的防疫措施令感染數字減到較低水平，在未發生大規模社區爆發之前已經制止了病毒傳播的機會，所以在香港，我們未有看見弱勢社群確診個案較多的情況。
相反，很多其他沒有SARS經驗的國家則未有及早介入切斷傳播鏈，而當病毒在社區大規模爆發後，「健康不平等」的問題便相應而生，對當地弱勢社群的健康帶來更大影響。
此外，疫症對人的影響豈止確診數字，還有心理健康、工作安排、生計、開支、交通、正常社交、就醫行為等，而在這些方面最受影響的很大機會也是弱勢社群。
解決「健康不平等」的重要性
事實上，「健康不平等」不是新冠肺炎在全球爆發後才出現的，而是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疫症爆發之前就普遍存在的現象。
我在大學的研究團隊便在多年來致力研究本港的「健康不平等」問題，並發現相對較貧窮及社經地位較低的人士均處於較差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狀況6-10。然而，正因為它不是甚麼全新的概念，坊間甚至有些人會認為香港從來都有貧富懸殊的問題，而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當中，有人富貴便必有人貧窮，所以這本來就是普通不過、不需要大費周章去正視及處理的問題。
可是，「健康不平等」所指涉的不單單是貧窮與富裕之間的健康狀況有所差別，而是要進一步提出一個關乎倫理的問題：這些差別是否可以解決？而如果是有方法可以去解決但社會未有著力解決，那便是不符合公義原則了。
換句話說，一個講求公義的社會必須著力解決「健康不平等」的問題。病毒原本不存在針對人們不同社會背景與社經地位的歧視，但當我們發現病毒有差別地影響不同人時，我們便知道得病的不僅是個人，更加是我們身處的社會。
結語
2047團隊本期深入探討了疫情與社經地位的關係，以及抗疫措施下揭示的「健康不平等」。因為對於基層市民來說，某程度上連抗疫物資如口罩、消毒酒精都是奢侈品。事實上，健康與貧富一直掛勾，這些社會的問題亦存在已久，卻是在疫情下被進一步深化。
或許是次疫情是個契機，讓人們重新思考這些社會不公，未來又該如何宏觀整個香港社會的架構，公共衛生、經濟教育、至乎社會保障的政策等作出適當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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