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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解中央管理哲學 密集式整改原因 教肓、內房已玩完?蔡金強:國策已大變 佢好快會氹返你

    上週,內地針對多個行業提出整改要求,互聯網、內房、物管身受其害,教育行業更是受到重擊,多隻教育股被洗倉,有傳外資恐慌性拋售港股,恒生指數三日一度累跌3,000點。很多人費解內地今次大規模的行業打擊,奧陸資本總裁兼投資總監蔡金強嘗試解讀中央的管理哲學。

    撰文:經一編輯部|圖片:新傳媒資料室

    對內地有深刻研究的蔡金強,面對今次的恐慌,他坦言自己較外界為淡定。他解釋類似的打壓已經不是第一次,認為今次的調控與2018年極為相似。

    「2018年2月同樣是股市暢旺,但到3月出現貿易戰而致恒指大跌(見圖表一),到2018年第二季開始出現大量政策,當時教育股股價也是單日跌40%至50%;物管股也是一日跌20%至30%,當時內地當局要求企業提交社保;另外,亦宣布一系列打擊遊戲行業政策,騰訊控股(00700)股價也是大跌。7月至8月,內地宣布帶量採集,醫藥股大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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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今次的手法與2018年極為相似,只是今年的政策較為密集,蔡金強解釋這個跟建黨百年有關,似乎內地想把動作延後到7月1日黨慶之後,因此7月至今每個星期都有新政策推出,天量的政策的目的,是在黨慶後凸顯「權力」,要人知道「權」是凌駕在「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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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控是慣性

    「很多人會問,為甚麼內地不能做到有法可依,或者透過規則地監管?其實現在出來的震攝效果正是內地想做,向大眾顯示,解釋權在他手上,白紙黑字的條例,並不符合內地的管理哲學,亦不能有這個效果。」蔡金強認為,如果沒有黨慶,可能推出時間會較為分散。

    蔡金強認為事態其實沒有想像中嚴峻,指投資者可能還未適應,「其實調控是慣性,每三、四年就有一劑,每次大幅度調控後就迎來一兩年的安靜期,目的是讓企業適應新的環境。」

    因此,如果參考2018年的經驗,蔡金強指不排除一段時間後,內地就會「出言相氹」,發表一些溫和字眼安撫外界。

    蔡金強的專訪在上週二(7月27日)進行;週四(29日)《新華社》發表評論,指行業監管政策有利於長線發展,更指兼監管不等於打壓,只是保障社會民生的重要舉措。態度明顯放軟,受消息影響,一眾教育股隨即反彈。
    「參考2018年的模式,在第三季尾相信會比較明朗化,到市場好一點的時候,可能又忘記了,幾個月後回頭一看,投資者又會覺得沒有所謂。」

    蔡金強認為,改革開放了30至40年後,社會存在了階級、貧富懸殊,或者形成了不少既得利益集團,因此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實現利益再分配,是政府慣例。

    在中國,「權」是凌駕在「貴」之上,與西方的權貴結合模式不一樣,這也是中國很少出現持續發展20至30年、甚至百年企業的原因。

    惟一雞死一雞鳴,作為一個製造電池的福建企業,寧德時代卻可發展成萬億元市值。

    美國模式改為德國模式

    另外,整個國家的政策,正出現大幅度變化,分為兩個主軸。第一個主軸,具體來說,蔡金強認為,內地想放棄以前「美國消費模式」的發展路徑,摒棄利用消費、平台經濟驅動發展,因此以前經常提起的內需、平台經濟的字眼,已經慢慢消失。

    蔡金強指,內地目前最想發展的路徑,取而代之的是「德國模式」,德國的房地產是居住用途,而不是炒作為本,經濟以工業、科技驅動,這種發展方向的好處是,在與美國競爭的時候內地也不會受到威脅,實現內循環的時候,也比較容易。

    「由於不再以消費為主,白酒、電商平台都受打壓;相反,所有跟工業、科技有關的,內地都會扶持,這是未來幾年的投資主軸。」

    第二個主軸,一切不利於生育的,內地都會反對,尋找社會穩定也是國策方向,涉及到「三座大山」。

    大壓力的教育環境,被視為不利生育的因素。雖然南韓的經濟發展迅速,但高壓的教育令升學競爭很大,當地補習社行業曾經何時發展蓬勃,但很多學生需要補課到午夜12時,壓力過度令上一代減少生育念頭,導致南韓出生率是世界倒數第一,每年的人口減少十幾萬人。

    因此,內地「雙減」政策原意,是想解決人口老化問題,似乎非以打壓行業為目標,只是「過程粗糙,而且政府不會理會少部分人的生死,看的是全個局面。」

    當然,地產獨大會令社會畸型,大部分財富藏在地產行業,房地產的崩潰風險不利社會穩定性,因此蔡金強認為,醫療行業極大機會是下一個被打壓的對象,因為醫療也是穩定社會中一大關鍵。

    甚麼是德國模式?

    內地經濟學家李稻葵曾解釋德國模式,並建議中國經濟改革可研究借鑒德國模式,德國的經濟模式,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協調各方利益

    德國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與英美完全不同。除董事會外,德國企業有監事會,保證了德國的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長遠決策,照顧相關方的利益,當企業能夠兼顧各方面利益的時候,其長期發展才能有保證。相反,美國的企業,尤其是金融企業,極其強調企業的利潤,即底線。

    一旦企業運行不力,利潤下降,馬上解僱員工,市場景氣時,馬上又去市場招聘,只重視短期的利潤。

    寶馬公司(BMW)是最好的例子,長期堅持品牌和企業文化,不盲目地擴展,不搞無謂的多元化操作,堅持做好高端的汽車和摩托車。

    這種決策既能夠幫助寶馬公司抓住市場的長期趨勢,在中國進行擴張時比日本企業更加明智,同時也避免了美國企業式的大起大落,例如像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美股代號:GM)過分多元化、追求規模的弊病。

    事實上,德國很多企業是由地方政府直接干預的,州政府對大眾汽車(Volkswagen)的內部重大事務決策具有一票否決權,兼顧社區穩定、關注就業、企業長期穩定。

    (二)嚴格管制短期波動的行業

    德國對金融業的管制是非常嚴格的。其金融業的發展主要依賴若干穩健營運大銀行,商業銀行在德國金融體制中的地位穩固、獨立運作,德國對它們的監管也非常嚴格。

    政府實施強制出租、鼓勵房地產公司長期投資,持有物業,出租經營。過去10年來,德國房價年均漲幅僅為1%,低於年均通脹的2%;1977年到2007年,德國房價僅上升60%,同期工資則上漲了約3倍。

    (三)利益衝突的解決和權利分配

    政府出面協調利益衝突的一個案例,是2006年Airbus空中巴士公司漢堡工廠關閉事件。

    當時,由於A380延遲交貨,德國漢堡的空客生產廠可能不保,母公司歐洲航空國防航天公司(EADS,現稱空中巴士公司)有意關閉漢堡工廠,5,000至8,000個職位不保,工會反對。

    德國總理默克爾隨即表示有意入股EADS,以增加對其的影響力;德國經濟部長則警告說,若該公司計劃將在德國的空客生產線轉移至法國,德國政府將重新評估向該公司購買軍事裝備的訂貨合同。在德國政府的干預下,漢堡工廠涉險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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