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00名尼特族 香港競爭力面臨隱形威脅

儘管筆者認同政府所指，青年需要更多時間探索職業導向的選項，但數字持續攀升的事實顯示，問題背後有更深層次的矛盾，需要針對性的政策干預。
青年脫離就業的現象，有時被形容為「躺平」，其背後實則由多重結構性因素所驅動：系統性的教育錯配、對「靠打工向上流動」的失望、科技急速迭代所帶來的衝擊；加上家庭經濟支援，使部分青年缺乏即時就業的經濟誘因。
在人工智能（AI）重塑勞動力需求、逐步蠶食傳統入門級職位的時代，青年進入勞動市場的門檻已顯著提高。
現行的青年發展策略極需全面檢討，應以降低尼特族人數為核心目標，並採取多管齊下的方針，從根本上應對上述結構性挑戰。

缺乏動力培養吸引僱主技能

其中一個根源深植於教育體系本身。本港的教育制度要求學生在中六（17或18歲）就要透過大學聯招（JUPAS）做出影響重大的學業決定，但他們往往尚未完全了解自己的興趣或不同行業的實際狀況。可以預見，許多學子之後會發現所選學科與自身優勢或職業志向不符。
然而，當他們試圖尋找出路時，卻發現校內轉系往往設有與新生入學類似的競爭性標準，反而懲罰了那些已在不合適領域中掙扎的學生。
在沒有可行的退出策略，且缺乏有意義的學術輔導下，愈來愈多此類學生屈服於一種「拿到證書就算」的心態，缺乏動力來積極培養自身能吸引僱主的技能或職場經驗。

首先，解決此問題需要在畢業前，就將結構化的職業接觸制度化。

各行業應重建結構化職業階梯

職業探索應最早在高中階段就開始，為JUPAS的申請做好準備。早期的職場經驗能使學生根據親身了解，而非同輩影響或父母期望，來做出明智的學業選擇。
大學同樣應要求有學分的實習，以確保畢業生在進入職場時具備實踐經驗，而非僅僅持有理論文憑。實習的要求更應成為課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第二，許多年輕畢業生並未面臨立即分擔家計的財務壓力，因此延長職業探索期變得更為社會所接受。
然而，建造業、電梯維修及餐飲服務等傳統行業，則飽受過時觀念和不明確晉升途徑的困擾。當入門級職位看似辛苦，卻又缺乏可見的向上流動機會時，要吸引年輕人加入這些行業，確實是一項艱巨的挑戰。

解決方案必須是在這些關鍵行業內重建結構化的職業階梯。
政府、職業訓練局及僱員再培訓局（已重塑品牌為「Upskill Hong Kong」）應與業界領袖緊密合作，設計透明的認證框架和晉升路徑。展示一名技術見習生如何能晉升為特許工程師、項目經理或營運總監，將能重塑大眾的觀感。
當向上流動是可見且獲得專業認可時，傳統行業便能從被視為死胡同，轉變為具吸引力的長期事業出路。
這不僅能為傳統行業解決長期人手短缺的問題，更能將這些職位從「次選」轉變為能吸引高質素人才的「專業」，提升整體行業的生產力與服務水平。

僱主提供在職AI培訓

第三，AI加速發展的影響正日益逼近。隨著自動化和生成式AI工具提升效率，僱主在招聘畢業生的態度變得愈來愈謹慎。
數字說明一切：從2022年約80,000個適合畢業生的職位，近期數據顯示已急劇下降61%，至僅31,000個。這種急劇的萎縮，反映的不僅僅是週期性的疲弱，而是深刻的結構性轉變。
雖然職位的萎縮不能完全歸咎於AI的發展，但不少大學已在許多學術課程中納入AI培訓，讓還在校園的學子們及早裝備相關技能。
對於應屆畢業生，政府應主導制定AI技能培訓框架，鼓勵培訓機構擴大提供獲政府或大型僱主認可、具實用價值的AI證書及文憑課程，讓各學科背景的畢業生都能通過持續進修基金（CEF）的資助來修讀，提升自身競爭力。

對於政府資助的青年就業計劃，其資助應以僱主提供結構化的在職AI培訓為條件，確保公共資源用於培訓市場真正需要的技能，為企業輸送即戰力，而非淪為純粹的『補貼就業』；這類臨時、低技能的職位在資助期結束後，並未實質提升年輕人的就業能力。
令人鼓舞的是，民間已經有類似的計劃。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合辦的「飛躍•拍住上」計劃（JC YUP），將職場培訓與香港資歷架構（QF）認可資格相結合，並透過僱主參與及專業認證設計，為青年建立清晰的職業發展路徑。
參與者在完成培訓後可獲具認可資歷的專業資格。這種跨界協作的模式，可作為更廣泛改革的參考藍圖。

青年脫離就業亦帶來更宏觀的經濟影響。香港的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近年呈下降趨勢，反映出人口壓力及勞動力脫節。
因此，重新整合年輕人進入職場不僅是一項社會目標，更是經濟上的必要之舉。
倘若無針對性的政策干預，這36,200名尼特族，數字很難出現下降，甚至可能進一步攀升。
結構性問題需要針對性的政策干預：更早的職業接觸、重建關鍵行業的流動性，以及廣泛的AI技能提升。受影響的不僅是年輕人的前途，更關乎香港經濟的長期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