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制度優勢到數碼法治 港首個五年規劃下的新競爭力

如今，一家希望拓展東盟、中東或拉丁美洲市場的企業，他們最重要的考量未必只是市場規模或資金來源，而是能否在陌生的法律環境中建立信任、管理風險，以及在出現爭議時，能否獲得公平、高效且可預測的解決爭議機制。企業競爭力的來源，正由資本和規模逐步轉向制度適配與風險治理能力。 

同樣地，一個城市的競爭力亦正在被重新定義。資金、人才和技術固然重要，但真正稀缺的，是能否建立受國際信任的制度環境，並為跨境合作提供穩定、透明和可執行的治理框架。

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特區政府編制其首份《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而國家「十五五」規劃亦進一步明確香港深化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建設、推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發展及參與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定位。與此同時，《2026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建設「全球調解之都」，並進一步完善調解專業監管制度。這些政策方向的共通點均在於全面提升香港的制度優勢與國際競爭力。

回顧香港過去數十年的成功，很大程度源於其總能在全球經濟轉型中找到獨特定位。憑藉「一國兩制」、普通法制度、高度國際化的專業服務體系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長期飾演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重要橋樑。然而，當全球競爭逐步由市場競爭走向規則競爭，由資源競爭走向制度競爭，香港未來的價值亦需要重新定義。 

筆者認為，香港未來最大的機遇，不僅來自金融或貿易，而是來自「數字法治」的發展。

法律服務正經歷一場深刻轉型。過去，法律服務的主要功能在於解決爭議；時至今日，企業更需要的是在交易開始前便降低風險，在合作過程中建立信任，並透過更加高效的機制管理不確定性。換句話說，法律服務正由「事後救濟」逐步走向「事前預防」，由「爭議解決」走向「風險治理」。

人工智能、電子身份認證、電子簽署及線上爭議解決平台等技術的成熟，正不斷重塑法律服務市場。對香港而言，這不單是一場科技改革，更是一個把法治優勢轉化為數字時代競爭優勢的重要契機。

多年來，香港一直是亞太區重要的國際仲裁及調解中心。然而，在全球環境變遷下，香港不應只滿足於提供法律服務，而應進一步成為規則協調者、標準制定者及數字法治平台的建設者。今天，當企業提到國際金融中心時會自然聯想到香港；未來，當企業提到跨境數字交易、線上爭議解決及人工智能治理時，香港亦應成為全球重要的制度平台。 

近年來，「企業出海」已成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發展方向。越來越多企業走向東盟、中東、非洲及拉丁美洲市場，但真正限制企業國際化發展的，往往不是市場空間，而是制度風險、合規要求及跨境爭議管理能力的不足。 

香港擁有普通法制度、世界級專業服務網絡及廣泛國際聯繫，正好能夠回應這些需求。當香港協助企業建立跨境交易信任機制、風險管理框架及爭議解決安排時，實際上也是在向世界輸出香港的專業能力、服務標準及制度優勢。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亦為香港提供了重要機遇。大灣區涉及三種法律制度及不同監管體系，其核心挑戰不是消除差異，而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協作機制。透過線上爭議解決平台、共同服務標準及數字治理工具，制度差異可以轉化為合作優勢。這不僅有助促進大灣區融合，亦有望為全球跨法域合作提供參考。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2026年施政報告》提出建設「全球調解之都」，其意義不僅在於推動調解產業發展，更反映香港正嘗試將法治優勢進一步轉化為國際競爭優勢。當全球商業活動日益跨境化，企業需要的不再只是法律服務，而是一套能夠降低制度摩擦、提升交易信任及促進合作的治理機制。調解、仲裁及線上爭議解決的價值，正是在於為全球交易提供這種制度保障。

回顧香港的發展歷程，每一次成功轉型，都源於其能夠在全球經濟變局中重新定義自身角色。如今人工智能、數據經濟及數字治理正推動新一輪全球秩序重塑，香港同樣迎來新的機遇。

香港未來的競爭力，或許不再單純取決於資本規模、市場規模或產業規模，而在於能否將普通法制度、國際專業服務、創新科技與國家發展戰略有機結合，轉化為數字時代的制度優勢。

當全球競爭由市場競爭走向規則競爭、由資源競爭走向制度競爭，香港最大的機遇，不只是成為數字經濟的參與者，更是成為國際信任機制、跨境治理框架及數字法治規則的重要建設者。這或許正是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最值得把握的歷史命題，也是香港面向未來最具戰略價值的新角色與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