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坤耀專訪:逆流而上學術風骨 陳坤耀對公平半生堅守|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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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坤耀的學術生涯,起點於一個極其動盪的年份——1967年。那一年,他剛從香港大學畢業,本應是每間銀行大行爭相聘請的社會菁英,卻遇上了香港歷史上嚴峻的「六七社會運動」。當時街頭充滿了被稱為「菠蘿」的人造炸彈,英資大行紛紛停止招聘甚至轉移生意。
「當時就業市場是靜止的,我想做的工作都沒有。」陳坤耀回憶道。「唯一最好的辦法就是留在大學讀碩士。」若非那場暴動,他極有可能進入洋行打工,或許會成為一名腰纏萬貫的洋行大班,而非今日在學術研究路上深耕的學者。
他形容這是命運的安排。雖然教授的薪酬遠不及洋行大班,但教學帶給他的滿足感是無可替代的。
陳坤耀對教學的熱誠植根於青少年時期,他從15歲起便開始教夜校,這種精神,也為他後來在嶺南大學推動博雅教育埋下了伏筆。
深信社會須公平
陳教授學術關懷之核心,始終不離貧窮與不公,此種價值觀與其出身息息相關。他自言出身寒微,50年代初親歷社會之貧瘠與不平。更關鍵的是,年幼時受一位報刊編輯影響,每日耳濡目染關於中國發展及公平社會的思想,使其價值觀自小趨向社會主義,深信社會必須公平。
此種對公平的執著,使他在70年代的學術界顯得格格不入。當時香港經濟學界幾乎是「芝加哥學派」的天下,人人主張自由市場、信奉積極不干預。而他卻獨排眾議,成為當時香港極少數提倡「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
他主張政府應扮演積極角色,利用「有形之手」去修補市場的不完美與不公平競爭。直到數十年後的今天,各國紛紛推行產業政策時,才證實了他當年的先見之明。
在學術研究上,陳坤耀展現了不隨波逐流的氣概。在其求學年代,許多留學生為求資料搜集方便,往往以香港為博士論文的個案研究。
「我覺得那樣是不行的,好像在欺負外國人。」陳坤耀笑言。他拒絕隨波逐流,決定跳出框架,將目光投向當時尚未被國際學界廣泛關注的新興市場「亞洲四小龍」。
他研究這些地方的動機,依然與他的價值觀緊密相連。他關心貧困落後地區如何脫貧,希望透過研究這些新興經濟體的成功模式,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