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學與政策驅動下 香港植物藥的未來契機（上）

在這一背景下，資本開始尋找「下一個未被發掘的賽道」。其中，具備以下特徵的領域尤為關注：產品尚未高度同質化、監管路徑逐步清晰、且尚未形成一致性估值體系。
植物藥（Botanical Drugs），正是少數同時滿足這三點的方向之一。過去長期被視為「小眾」的植物藥領域，近年來開始吸引更多資本與產業關注，並出現一批由頂尖高校與科研機構孵化的spin-off公司，香港正逐步成為關鍵節點。

一條被誤解第三條路徑

理解植物藥，首先需要釐清其與兩類常見概念的區別：傳統中藥/中成藥，以及來源於天然產物的單一分子藥。
傳統中藥與中成藥以中醫理論為指導，其使用與評價體系依賴辨證論治；天然產物單分子藥（如青蒿素）則本質上屬於化學藥，遵循現代藥物開發的單一活性成分路徑。

植物藥代表的是一條不同的技術與監管路徑：其來源於植物，但基於現代科學方法進行研究與開發，具備明確的藥效機制與臨床證據。與單分子藥不同，植物藥可以是多成分複合體；與中藥不同，其開發與評價不依賴中醫理論體系，而是遵循現代醫學與藥理學框架。從本質上看，植物藥更接近於「複雜混合物藥物」，是一條介於天然產物與現代藥物之間、但具有獨立邏輯的技術路徑。

壁壘缺失下倒推工程

草本藥之所以成為一條值得重新審視的賽道，要先從「壁壘缺失」這個問題講起。
傳統中藥本身可能並沒有一條特別獨家的名方，或者只是公開的方劑，沒有類似西藥的專利保護與監管保護，導致無法形成溢價，也就難以形成「賣藥」的壁壘。這也是為甚麼生物科技一旦研發成功，後段往往會有一個明顯的行業紅利——因為它解決了壁壘的問題。

但反過來看，正因為傳統中草藥本身已經顯示了藥理、甚至有臨床數據證實了它的效用，這完全可以用一個「倒推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的思路去做：從已驗證的藥理出發，回頭去解構成分、機制與靶點，再放入現代藥物開發體系中走監管路徑。
這就形成了一個結構性機會：透過已驗證的藥理，把它重新包裝進受監管的體系；因為機制清晰加上監管路徑成立，產生潛在的投資溢價；把「草本藥」做成一條全新賽道的新範式——既不是傳統中藥，也不是純化學藥，而是一條獨立的第三條路徑。

監管框架確立成關鍵拐點

對於生物醫藥投資而言，一個賽道能否成立，核心不在於科學假說，而在於是否存在可預期的監管與退出路徑。植物藥長期未被主流資本關注，根本原因在於其審批標準模糊、可復制性弱，導致項目難以估值，也難以設計退出機制。這一局面在2016年出現關鍵轉折。美國FDA發布《植物藥開發指南》（Guidance for Industry： Botanical Drug Development），首次從監管層面明確：植物藥可以作為「複雜混合物」進行藥物申報。

從監管實操角度看，FDA這一指南的核心突破在於允許以「成分群」而非單一分子作為質量控制標準，監管機構首次接受了「可控的複雜性」。這對投資者的實際意義是：植物藥的CMC（Chemistry,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s）壁壘並非不可逾越，而是可以被系統化解決的技術問題——賽道的監管可預期性，已大幅提升。
在全球植物藥產業鏈中，香港具備一個獨特且難以替代的定位。

CMPR潛在戰略價值巨大

一方面，香港擁有國際接軌的醫療體系與臨床研究能力，具備承接現代藥物開發的制度基礎；另一方面，其背靠內地，在臨床資源、患者招募效率以及成本結構上具備顯著優勢，同時可接入豐富的植物與海洋天然產物供應鏈。

更為關鍵的是，香港正在構建自身的藥械審批體系（CMPR）。這一制度被市場視為「港版FDA」的雛形，有望在審批效率與國際接軌之間取得平衡。疊加香港本地在中醫藥與天然產物研究領域數十年的學術積累，這些要素共同構成了一個關鍵前提：植物藥有機會首次在一個國際化監管體系中，以「藥物」而非「傳統醫學產品」的身份實現規模化上市。
從監管專業角度而言，CMPR的潛在戰略價值遠不止於「多一個審批窗口」。香港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全球極少數同時深度理解植物藥「兩種身份」的監管體系——既熟悉中醫藥與草本傳統的本質邏輯，又完全接軌普通法框架下的現代藥品監管標準。這一「雙語監管能力」，令CMPR有條件成為全球植物藥審批中最具詮釋彈性、同時最具國際公信力的制度平台。

作者：李冠樂 鄭檉雯 馮博Dr. Sherman（資深生物科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