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到前沿:現代科學與政策驅動下香港植物藥的未來契機(下)
從AI賦能到機制清晰:植物藥的「可解釋性革命」
在上篇中,我們討論了植物藥作為一條「被低估賽道」的成立基礎:監管路徑逐步清晰,以及香港作為關鍵節點的制度與資源優勢。而在本篇中,一個更關鍵的變量正在出現——AI正在改變植物藥研發的底層邏輯。过去,植物藥之所以長期「被低估」,關鍵不在於是否有效,而在於機制難以說清。 多成分、多靶點的特性,讓傳統單靶點研發範式難以解析其藥理,限制了其進入主流開發與監管體系。 AI的引入,正在改變這一底層邏輯:透過成分解析、靶點預測和作用機制建模,讓複雜草本方劑在神經退行性等複雜疾病領域具備更高的研發效率與成功率。
這裡有一個關鍵視角值得補充:AI對植物藥的最大貢獻,不只是「加快速度」,而是從根本上解決了植物藥長期以來的「可信度赤字」問題。過去監管機構、投資人及臨床醫生對植物藥存有疑慮,核心並非懷疑其有效性,而是「說不清楚為什麼有效」。AI讓機制可視化、可量化、可重現,這才是植物藥能夠真正進入現代藥物體系的底層突破。
AI反向推導:草本藥的新淘金潮
隨著大模型與生成式AI成熟以及「數據閉環」的建立,AI在草本藥中的角色從輔助工具變成研發引擎。 不僅可以加速新分子發現,更可以從臨床有效但機制不清的傳統方劑反向推導出候選分子,把「經驗醫學」轉化為「證據醫學」。
從案例來講,包括:
– 香港理工大學 × 澳門大學 AIM Pharma —— 透過AI高通量篩選找到天然分子,專門處理CNS腦退化症的相關症狀。
– 澳門大學 路嘉宏團隊 × Mindrank AI —— 從自建的3,724個天然小分子化合物庫中,用AI結構–活性預測模型篩選,找到kaempferol(山萘酚)與rhapontigenin(一種源自大黃的多酚類化合物)兩個候選分子,並在線蟲與小鼠AD模型中完成藥效驗證;相關成果發表於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平台隨後升級為面向天然產物的DeepDD系統,並對外開放部分能力。
–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CDD 卞兆祥團隊—— 以系統藥理學與循證醫學研究為主,並逐步引入AI與多組學工具做機制解析;麻子仁丸(CDD-2101)2024年獲FDA孤兒藥資格認定(ODD),用於囊性纖維化引發的便秘,是香港首個獲FDA孤兒藥資格的中藥。
– 英矽智能 Insilico Medicine(HKEX: 03696) —— 雖非純草本藥公司,其 Pharma.AI 平台已應用於從天然產物到候選分子的設計;其2025年底登陸港交所,成為第一家以該路徑上市的AI生物科技公司,為「AI+草本藥」未來在港股上市路徑提供同行對標。
此外,AI生物科技企業(如昂心生物)與東阿阿膠的合作,正嘗試用靶點發現與機制建模能力,系統性重構傳統中藥的機制層面,將其從「使用經驗」轉化為可量化的「證據與模型」。
從產業投資角度看,上述案例呈現出一個重要規律:最具潛力的「AI+植物藥」項目,往往不是從零開始設計全新分子,而是以已有臨床使用基礎的草本配方為起點,用AI解構其作用機制、篩選核心活性組分,再以現代藥物開發體系推進申報。這一路徑的本質是「風險前置消化」——臨床有效性已由傳統使用部分驗證,AI解決機制可解釋性,剩餘的主要任務是標準化與監管對話。對VC而言,這意味著更清晰的里程碑節點與更可預期的風險結構。
全球進展:從「概念驗證」走向「臨床後期」
從監管與臨床進展來看,植物藥整體仍處早期,但「不可注冊」的時代正在結束。 FDA已批准的植物藥仍以外用製劑為主,數量有限;然而,多個後期項目正在成為關鍵驗證節點。
代表性案例包括:
– Amryt Pharma 開發的樺樹皮提取物用於遺傳性皮膚疾病,已在歐洲獲批,已於2023年獲美國FDA批准(NDA 215064),用於營養不良型與交界型大皰性表皮鬆解症(EB);公司後被Chiesi收購。
– 和黃醫藥 早期植物藥管線(HMPL-004等)已退出主線,目前公司戰略已轉向小分子靶向藥(呋喹替尼、索凡替尼等)。
– 香港浸會大學(HKBU)研發的麻子仁丸(CDD-2101),2024年獲FDA授予孤兒藥資格認定(ODD),用於囊性纖維化引發的便秘,成為香港首個取得該資格的中藥。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和黃醫藥HMPL-004退出主線這一案例——這並不代表植物藥賽道的失敗,而恰恰揭示了這條賽道的早期挑戰:在AI工具尚未成熟的時代,植物藥的機制解析成本極高,導致部分企業在監管路徑確立前選擇轉向。今天的環境已根本不同——AI大幅降低了機制解析的技術門檻,使得當年被迫放棄的方向,今日有條件重新審視與推進。這對投資者而言,實際上是一個「歷史遺留機會」的重新定價窗口。
AI如何重塑植物藥研發範式
在AI驅動下,植物藥研發的機制解析、研發效率與質量控制三個環節同步升級:一方面透過多組學整合與網絡藥理模型,讓多成分、多靶點機制得以被精細識別;另一方面在成分篩選、活性預測及ADME/毒性評估環節實現前置與加速,同時以數據建模建立「成分—藥效」的定量關係,為CMC提供可量化依據,從而讓植物藥真正具備「可解釋、可優化、可標準化」的工業化基礎。
從監管申報的實操角度補充:AI在植物藥CMC標準化上的應用,正在解決歷來最難向監管機構說清楚的問題——「批次間一致性」。植物原料受產地、季節、加工方式影響,成分波動是天然產物藥物的固有挑战。AI驅動的質量預測模型,讓企業首次有工具在申報前建立可量化的「成分—藥效」相關性數據,這是植物藥IND/NDA申報成功率提升的核心技術支柱,也是該賽道估值重估的重要驅動力之一。
政策與區域協同:香港的「放大器角色」
《海峽兩岸暨港澳天然藥物創新發展(北京)共識》提出,要利用香港的制度與區位優勢,推動中醫藥現代化與國際化,尤其加速植物藥的研發與轉化,並與香港CMPR體系形成制度共振。 在這一框架下,香港在全球植物藥產業鏈中,被定位為「研發—審批—上市—出海」閉環的關鍵節點。
具體來說,香港一方面承接內地的臨床、原料與數據資源,另一方面對接國際監管與資本市場,同時通過制度創新縮短審批路徑並孵化本地科研與初創企業。
從監管生態的整體視角看,香港「放大器」定位的真正實現,有賴於一個往往被忽視的前提:本地監管人才與審評能力的同步建設。CMPR要真正發揮作用,不僅需要制度框架,更需要一批同時熟悉中醫藥科學本質與現代藥品審評標準的複合型監管專才。這恰恰是香港過去三十年在生物醫藥與中醫藥領域積累的人才資源所能填補的空缺——這一軟實力,是其他任何監管機構短期內難以複制的護城河。
從賽道到產業:為何是現在
AI降低機制解析門檻,監管路徑逐步清晰,政策信號強化預期,而香港提供制度與地理的交匯點——這些因素正在同時到位。 植物藥從分散的「經驗醫學」場景,向可臨床驗證、可全球申報的產業化體系轉型,迎來首個真正有機會進入全球主流醫藥體系的窗口期。
李冠樂 鄭檉雯 馮博Dr. Sherman (資深生物科技人)
聯合撰寫
戈壁創投大灣區深科投研究室
戈壁創投成立於2002年,專注亞洲市場,管理資產規模近20億美元,總部設於吉隆坡及香港。公司投資早期至成長階段創業者,聚焦新興及弱勢市場,至今已設立25支基金,投資逾400家初創企業,其中62家專注循環經濟,業務覆蓋17個主要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