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AI巨頭狂搶哲學家！文科失業率竟低於神科 香港打工仔有冇受惠空間？

矽谷巨頭高薪搶奪「道德大腦」

過去十年間，科技界的標準動作是瘋狂招攬工程師與投資 GPU 算力，人文學科往往被邊緣化。然而，根據 2026 年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的就業數據，一個顛覆認知的現象已經浮現：哲學系畢業生的失業率，歷史性地低於計算機科學（CS）系畢業生。

這批受聘於巨頭的哲學家，絕非只負責寫公關稿的外部顧問，而是手握系統決策權的核心人物。例如，Anthropic 在 2021 年，已率先聘請專攻無限倫理學的紐約大學哲學博士 Amanda Askell 擔任負責人，她主導起草了高達 84 頁的 Claude 模型「憲法」，延續 Anthropic「有用、誠實、無害」(HHH) 的價值取向。Google DeepMind 亦於 2026 年聘請劍橋 Leverhulme 未來智能中心學者 Henry Shevlin，聚焦機器意識、人機關係與 AGI 準備度。這反映頂尖 AI 實驗室正將哲學倫理（尤其美德倫理與自然語言原則）嵌入模型訓練與對齊流程，成為當前 AI 安全與對齊的重要規則之一。

從「電車難題」到真實生死的資本考量

為何科技巨頭突然大談哲學？因為 AI 已經進入了高風險的真實社會應用，當中涉及極為複雜的道德兩難。

在自動駕駛（AVs）領域，經典的「電車難題」成為了演算法的終極考驗。面對無可避免的致命意外，自駕車應該遵循康德的「義務論」（絕不主動殺人），還是「效益主義」（犧牲車內少數乘客以拯救多數途人）？ 麻省理工學院的大規模實驗顯示，公眾普遍認為應優先保護兒童，這直接影響了城市的自駕車政策設定與大眾信任度。

在醫療資源分配上，若 AI 僅以「效益主義」出發（例如優先將呼吸機分給預期壽命最長的年輕人），將會系統性地歧視長者或殘疾人士。哲學家的介入，正是為了將保護弱勢的「脆弱性」概念寫入演算法，確保科技不會淪為延續社會不平等的冷血工具。

巨頭「轉死性」背後的深層商業盤算

科技企業大舉招募哲學家，絕非純粹的「倫理洗綠（Ethics-washing）」，背後隱藏著強烈的商業與合規動機。

首先是合法合規壓力。隨著歐盟《人工智慧法案》及美國紐約市等地方性法律相繼出台，AI 系統在就業決策等高風險領域必須進行嚴格的「偏差審計」。AI 倫理已成為具備法律約束力的合規要求，企業必須建立自上而下的強大治理體系來應對監管。但要留意的是，目前這些業務仍多是由法務、合規與技術團隊執行，而非哲學家職位本身。

其次是商業差異化。在生成式 AI 充斥幻覺與有害內容的殘酷競爭中，Anthropic 等企業成功將透明嚴謹的「憲法架構」轉化為最大的產品賣點，塑造出極具公信力的「負責任 AI」品牌形象，以此作為攻佔企業級（B2B）市場的賣點。

香港職場會否洗牌？以下兩點值得留意

第一，上述內文提到的相關職位極少，且集中在歐美。香港科學園、數碼港的初創企業，目前沒有公開聘用全職哲學家處理 AI 倫理的案例。這類崗位在可見將來，對香港中產家庭的子女就業影響微乎其微。

第二，AI 倫理需求仍在起步階段。即使本地 AI 應用如金融、醫療或自駕車日趨普及，相關倫理問題的處理，暫時仍傾向由工程師、法律專家或大學學者兼任，而非開設大量專職哲學家職位。家長及投資者應避免將網上趨勢，直接投射到未來 10 年的職業或 MPF 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