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副業大叔」潮│中年白領凍薪、收工被迫再打工 低薪副業變中年男士安全網：香港打工仔要做定求生準備？
凍薪的副業大叔 由公司養一世跌入副業求生
「副業大叔」一詞在日本媒體及社群愈見常見，通常指中高齡男性白領在正職以外兼職增收。這批人不少屬於「就業冰河期世代」，即大約1993年至2004年畢業並投入職場的一代，正值泡沫經濟爆破後企業大幅收縮招聘，很多人一開始已錯過穩定職位或理想升遷階梯。日本內閣府對這代人的官方支援說明，亦將其畢業求職期大致界定為1993年至2004年。
問題在於，即使部分人後來進入大企業，亦不代表收入能自然上升。日本傳統年功序列及終身僱用曾經令上班族相信，只要留在同一公司，薪金和職位會隨年資增加；但泡沫期入職的更年長員工佔據管理層，加上延遲退休愈趨普遍，令現時40多歲至50多歲員工夾在中層，晉升空間有限。近年企業雖開始加薪，但升幅主要落在年輕員工及招聘市場較緊張的崗位，中年層未必受惠。
日本厚生勞動省資料顯示，2023年春季勞資談判加薪率達3.60%，為約30年高位之一，但宏觀加薪並不等同所有年齡層同步改善。據報道，內閣府男女共同參畫白皮書亦指出，35至44歲及45至54歲男性的實質平均薪酬，至2021年仍約為2000年水平的九成，反映中年男性長期承受收入停滯壓力。
家庭開支進一步放大壓力。40至50多歲正值供養子女、支付學費與補習費、同時開始面對父母照護及自身退休儲備的年齡。日本家庭金融調查顯示，40多歲家庭的金融資產分布近年分化，低資產家庭比例不低，單靠低息存款難以應付退休準備；在缺乏投資本金和承受風險能力下，增加工時成為最直接方法。
斜槓不再浪漫化 低薪副業成中年安全網
報道指，日本政府在2018年修訂厚生勞動省的「標準工作規則」，刪除未經許可不得從事其他公司業務的條文，並加入副業及兼職相關規定，政策上由過往企業普遍禁止副業，逐步轉向容許多元工作。 新冠疫情後，遠距工作普及、收入不穩及人手短缺，進一步催生送餐、倉庫、便利店、餐飲及短時數零散工作的需求。
據傳媒引述，以Timee等日本單次兼職平台為例，其模式讓打工者按小時接單，涵蓋餐飲、酒店、便利店及物流等行業。路透社報道，Timee於2024年在東京上市，首日股價曾升約三成，反映資本市場亦看見「即時勞動力配對」的增長空間。 人事院亦於2025年12月宣布放寬國家公務員自營兼業制度，容許符合條件的知識技能型及社會貢獻型兼業獲批，反映副業由灰色地帶逐步制度化。
不過，制度放寬不代表中年人真正獲得自由。對不少「副業大叔」而言，副業並非創業夢或興趣變現，而是正職收入不足以覆蓋家庭開支後的補命錢。中高齡求職網站常見職位集中於保安、倉庫、清潔及體力勞動，他們不但要與年輕人競爭，亦面對女性、外籍勞工及退休人士加入同一低薪勞動市場。昔日白領身份帶來的體面，變成下班後不願讓家人知道的壓力。
市場認為，日本「副業大叔」潮的核心，不只是個人理財問題，而是成熟經濟體中年收入曲線失效的縮影。香港打工仔不難產生共鳴：樓價、租金、教育及退休成本長期高企，一份正職若缺乏實質加薪，家庭現金流便會被通脹慢慢蠶食。副業平台、零工經濟及銀髮勞動力表面上提升彈性，實際上亦反映企業把收入風險轉嫁給個人。
網民意見認為，當社會把副業包裝成自我增值，亦容易掩蓋中年勞工的結構性困境。
對資本市場而言，零工平台、人力配對及退休金融產品或仍有增長空間；但對普通家庭而言，真正關鍵仍是正職薪酬能否追上生活成本，以及退休保障能否避免一代人在中年後被迫以時間換取安全感。日本「副業大叔」的故事，並非遠方奇聞，而是亞洲高成本城市共同面對的職場預告。
